1001 靠自己还是靠别人——抗美援朝期间军工生产和战场后勤小考（上）

  1950年10月，重工业部正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兵工会议，会议原本的主题是部署和平时期兵工厂的生产与建设，得知志愿军进军朝鲜后，立即转变成了部署紧急生产支援前线和战备搬迁的动员大会。由于之前东北地区兵工企业大多分布在在沈阳离朝鲜相对较近，而北迁到黑龙江地区可以免受到美国飞机的威胁，当年10月，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军工局下达了部分兵工厂紧急搬迁或分迁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地区的命令，并计划新建 8 个兵工厂，这中间还包括坦克修理厂、大口径炮厂、大口径弹厂、枪厂、枪弹厂等，在1951年3月这些兵工厂就相继投入了生产，初步建成了黑龙江兵工生产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朝鲜前线。

  此次紧急搬迁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条件十分艰苦。这些新厂的基础，有的是原先日军的营房仓库，有的是简陋的民用工厂，第一代兵工人满怀保家卫国的激情，离开大城市，进军北大荒，以临战姿态投入了新中国成立后兵器工业的第一次大迁徙。

  各厂成立了搬迁领导委员会，从思想动员、组织计划、搬迁运输、厂房宿舍建设、设备安装到生产生活，统筹领导搬迁与建设复产工作。

  没有施工队伍，职工和家属一起上。地冻三尺， 就先用火烤，再挖槽立桩。住临时工棚、盖干打垒的宿舍和简易厂房。为了早日建成投产，他们夜以继日， 争时间、抢进度，克服了无数困难， 边搬迁、边建设、边生产，支援前线。 迁往北安原东北军政大学旧址的枪厂和迁往齐齐哈尔“荣军学校”的炮厂，都是只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数千台设备、数千吨工具和材料及数千员工 的搬迁。接着用3个月完成了复建投产。 其余工厂此后也陆续建成投产。受到了的表扬。

  抗美援朝期间建设起来的黑龙江兵工基地，比如被称为“北国一华”的北安国营庆华厂（1950年称北安冲锋枪厂，1951年改称国营第626厂），国营127厂（原90兵工厂火炮部），不但在抗美援朝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70年来为中国兵器工业的发展、 为巩固国防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届兵工会议之后，整个兵器工业进入了紧急战备动员状态。“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一切为了战争”。 各兵工厂实行11小时工作制，两班倒。职工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厂开足马力，努力增产，多造武器送前线。兵器工业战线，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与爱国红旗竞赛。1951年与1950年的产量相比，枪械增长了 12.3倍、 火炮增长了5.8 倍、炮弹增长了2.2 倍、手榴弹也增长了5 倍。

  1951年7月，东北军工局派技术检验处处长赴朝， 参加志愿军后勤部军械会议，听取参战部队关于武器 装备使用情况的报告，收集前线部队对武器弹药的意见。此外，兵器工业部门先后派遣了十几批战地技术服务小组，指导部队试用新武器，协助修枪修炮修坦克，受到了部队的赞扬。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两年零九个月里，兵器工业累计生产各种枪械 60 余万支（挺）、枪弹 12.5 亿发、 各种火炮 8424门、火箭筒 7682余具、手榴弹 1360万枚、 炮弹（含火箭弹）1035 万发、火炸药万余吨及大量的地雷、航空炸弹等，并抢修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弹药， 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入朝作战到第五次战役，我军进展迅速，运动性极大,从鸭绿江边一直挺进到汉江以南；这一阶段,我军后勤工作的条件是:后勤部队临时组成，人员不足,机构不建全,人情地理生疏,特别是缺乏在对敌机斗争中进行各项工作的经验；加之运输线长达一千余公里，兵站线不稳定,因而运输力远不能够满足部队供应的要求,对保证供应感到极大的因难。

  这一阶段,我们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从各方面研究对敌机斗争的经验，集中一切力量,提高运输效率:采取突击运输的方式，重点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即是将有限的运输力用在供应重点的部队(如第一线重于第二线)和部队某一时期的主要需要(有时以运弹药为主,有时以运粮食为主,有时以运伤员为主) 因此,这一阶段部队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不少部队一口炒面一口雪地坚持战斗。但由于我军指战员对租国、对朝鲜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切齿痛恨，忍受和克服了各种不可想像的困难，终于取得了担转朝鲜战局的伟大胜利。

  第五次战役以后,高射武器陆续到达朝鲜前线,志愿军的空军开始出动作战。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组织力与运输力也慢慢地加强,特别是在实际锻炼中取得了对敌机斗争的许多经验,一般地熟悉了朝鲜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初步地获得了各种工作经验,加之运输线比较固定。这样,后勤工作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图1.3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部队的战士奋勇抢救被敌机轰炸起火的军需物资（报微信）

  首先，我们大力进行了兵站基地和兵站线的建设。为了物资囤积与装卸便利，我们以基地兵站和沿线兵站为中心,建立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仓库,这些仓库不仅仅具备一定的防御敌机各种破坏的能力,而且具备一定的防潮、防洪、防雨和防火的条件。为了伤员接转与治疗的安全，我们建立了地下室。另外在兵站线上,未解决运输的需要,我们工兵部队在全军配合下,普遍地加宽和加修了公路(总计五千八百多公里)，并且开辟了四百二十九公里的新路。

  我们在沿线还重点地配备了工兵部队,在随炸随修,随冲随修的口号下,他们和敌机与洪水的破坏经常地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保证了运输线的畅通。为了汽车待避的安全,我们在沿线建立了大量的汽车防空掩体；为了汽车夜间行车的安全,我们在运输线上普遍地设置了防空哨。他们除了在敌机来时鸣枪报警外,还负责扫除敌机投下的定时弹。四角钉等各种障碍物。

  图1.4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部队克服一切困难，为前方运送各种物资。图为运输部队的战士们在检查车辆（1952年6月摄）（报微信）

  两年来,作为后勤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卫生工作也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完成对伤病员的抢救、治疗与后运任务,采用了先进的分类后运和阶梯治疗的方法,使大批伤病员有组织地自火线后运。

  三、粉碎了细菌战, 在祖国人民派遣的专家的协助与全军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并且在反细菌战的斗争中,我军大大加强了卫生建设,许多战士养成了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勤洗澡、勤换衣等良好习惯。全军并设了大量有防毒设备的水井、灭菌室、课堂和厕所。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在驻地附近清除了六千七百多万斤垃圾,捕蝇达六十亿只,捕鼠达五百余万只。在反细菌战的卫生战线上,我们积累了丰富的防疫斗争经验。全军提高了卫生科学知识。

  图1.6 1952年3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护士在战场上为伤员包扎伤口 新华社记者 钱嗣杰 摄（报微信）

  从当时人民各部队的编制装备来看，38军、39军、40军的武器配备要优于国内其他部队。根据1950年9月的部队战斗实力统计，39军装备情况如下：

  具体到39军的部队上，其装备为平均每连120支步枪，36支冲锋枪，9挺轻机枪，3门60毫米迫击炮；每营6挺重机枪，81/82毫米迫击炮3门；每团4门92式步兵炮，3门重迫击炮；军属炮兵营辖3个山炮营（每营12门），1个火箭炮连。

  同39军相比，50军装备的步枪以国械为主，冲锋枪数量明显减少，近战火力不足。营以下火力与39军相差不大，但炮兵的数量，质量差距明显。

  图2.1 安东市（今辽宁省丹东市）对岸朝鲜新义州在浓烟烈火中 新华社发 杨振亚 摄 （报微信）

  各军对武器进行了检查及组织了修理工作，由于平时保管不注意武器锈蚀与损坏相当严重，截至9月底的修理武器统计，仅xx,xx两厂即已修步马枪3581支，轻重机枪763挺，各种火炮494门(各军自行修理的武器未统计在内)。装具损坏更为严重，、计补充各军重机枪鞍具6分、92步兵炮鞍具248门分、迫击炮鞍具100门分、山炮鞍具90门分，共计各种火炮鞍具447门分，另补充的步兵炮鞍架332个、迫击炮鞍架18个、山炮鞍架178个。

  为了加强部队的火力，遵照上级指示，在各种武器装备上作了调整，计补充各军步枪2000支，轻机枪540挺、重机枪76挺、60炮179门、迫击炮138门，92步兵炮68门、六管火箭炮36门、单管火箭炮80门、共计各种火炮501门。

  东北兵工局在各兵工厂领导会议上反复强调“庆华厂一定要动员职工，克服一切困难加快生产”，会后对庆华厂领导尚耀武交代：“要马上试制生产50式冲锋枪，这种枪比38式步枪和79式步枪的性能强，威力大，有利于打近战和夜战。苏联援助朝鲜的就是这种枪。现在战场上非常需要，而且量很大，我们肯定要快。”虽然51兵工厂在1949年9月到1950年9月，共生产出2.3万多支仿制苏联PPSh-41式冲锋枪，配备给南下大军。但对于庆华厂来说，小批量的生产可完全，如果短时间内组织大批量生产，在技术把握、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上要解决的难题太多。要解决的困难大多数来源于三个方面：

  （1） 高精尖的设备短缺，接管“90兵工厂”时，不甘心拱手让出的出动飞机实施多次轰炸，工厂遭到破坏。

  （2） 图纸资料不完整。50式冲锋枪是从苏联PPSh-41式冲锋枪实物测绘仿制的，各种尺寸的修改和技术参数的对应工作量大。北迁时，部分测绘图纸，工装工具遗失，人员配备也发生调整，再度生产相当于重新试制。

  （3） 人手短缺。紧急北迁和复厂建设中间时间间隔太短，人员还无法适应“北大荒”的气候和生活环境，要战胜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的困难，这不是开一个大会、发一个号召就能解决的问题。

  1951年4月，工厂组成了由厂党政工团领导、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验比较丰富的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召开职工誓师大会，向全厂各单位发出号召：恢复生产50式冲锋枪，并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高的精度拿出成品枪。

  誓师大会过后，二车间提出“一切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四车间提出“前方要说明我们就生产什么”。六车间提出“多生产一支枪就多消灭几百个敌人”。木工车间提出“车间就是战场”。工具车间提出“生产最好的工具，让车间加工最好的零件”。一时间，工厂掀起了竞赛高潮，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之间的劳动竞赛达到白热化程度。

  厂技术科从头至尾梳理了50式冲锋枪的全部图纸，凡是能用来生产的发到车间。对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则下到车间同车间技术员挑灯夜战，用实物零件反复测量尺寸、测算精度、确定加工公差，然后趴在绘图板上绘制图纸。需要再次修订的产品部件结合图。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工厂新绘制、修订图纸1200多份用于生产。

  图3.0 国产50式冲锋枪，苏联PPSH-41波波沙式7.62毫米冲锋枪的中国仿制版本，抗美援朝时期的主力近战兵器，因重量轻，火力猛而广受好评

  关键机器设备不足，工人们用妙招、巧法弥补。工厂提倡“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看谁解决生产上的难题多”。在此号召下，有的人想办法改进火具、冲具、模具，提高普通车床的精度；有的人靠天轴和皮带传动的机床上练手法，用经验掌握加工精度等等。这一些方法既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庆华厂里，“车间成了赛场，班组成了战场，红旗插在工地，横幅醒目上墙，机台人头攒动。昼夜马达轰响，干部走下车间，产量天天在长”。庆华兵工人们提出了“眼熬红，手磨烂，不达成目标不下火线式冲锋枪，经驻厂军代表的严格检验后，插上象征着优良军品的小红旗，装上了开往朝鲜前线式冲锋枪运往朝鲜战场后，东北兵工局应军队的要求，任务一再加码，由几万支到十几万支，例如1951年6月生产计划则是生产50式冲锋枪1.5万支。从1951年6月到1953年12月，两年半的时间工厂共向朝鲜战争供应35.8万多支50式冲锋枪。

  东北军区首长从朝鲜前线考察回来后，下命令“限期在三个月内，给志愿军提供有效的反坦克武器”。为满足前线需要，决定研制火箭筒和无坐力炮及其配套的破甲弹，以加强志愿军的反坦克火力。当时，威力比较大的反坦克武器是美式90毫米火箭筒。

  在火箭专家、重工业部钟林副部长的领导下，90毫米火箭弹的试制任务，落到了沈阳的724厂(1949-1951年称五二工厂)肩上。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大弹厂，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724厂及时转向反坦克武器的研制，很快就研制出了反坦克爆破筒。战士们将反坦克爆破筒插入坦克履带或敌方碉堡，对敌人造成了有效杀伤。紧急为前线生产了多种反坦克弹药，如反坦克地雷、射程60米的60毫米迫击炮长弹、射程1100米的82毫米迫击炮长弹、爆破筒等。

  1950年11月，在钟林副部长的指导下，成立了以吕去病为组长的研制小组，开始了90mm火箭弹的研制工作。仅用两个月，就设计出135式90mm涡轮式火箭弹，射程1000米，可穿透100mm装甲。1951年3月生产出几十发火箭弹，到前线进行实战试验，随后志愿军派了一个排来厂坐催，东北军区炮兵司令万毅也来厂督促。工厂紧急投产，生产出一万枚送往前线mm尾翼式火箭弹，当年年底就完成了20万枚的生产任务。

  这些新式武器投产后即大量运往朝鲜前线，志愿军利用国内兵工厂生产的反坦克武器和苏制反坦克炮，组建了各级反坦克分队，军师编有反坦克炮营、团，营编有无后坐力炮连、排，各连编有火箭筒排，形成了完整的反坦克体系。战士们每3人组成一个战斗组，携带一门发射筒、埋伏在坦克群外面，当敌人坦克进入一公里火箭弹射程内，战士就连发3弹，一般都能打中坦克，步兵再冲上去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这样就破了敌人的“刺猬战术”。使我军的反坦克火力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为了给志愿军提供更多的炮兵火力支援，724厂火箭研究小组的工程师们，在研制炮兵火箭的同时，积极研究扩大步兵随伴火炮威力的方法。他们根据前线指战员创造的“用迫击炮抛送炸药包”的经验，设计成迫击炮榴弹和长弹。这中间还包括82迫击炮榴弹和60迫击炮榴弹两个系列6种产品，于1952年研制成功。迫击炮榴弹由于炸药量多，爆破威力大，使用非常简便，适用于运动战和游击战，受到前线毫米榴弹的杀伤爆破榴弹，投入大量生产，1952年，成为当时供应朝鲜战场威力最大的一种榴弹。

  据老厂长佟磊回忆，在成功试制90mm火箭弹之后，724厂乘胜前进，研制了第一代炮兵火箭427式102mm火箭，射程5000米。接着又研制成功488式102mm火箭，射程8000米，同时研制了6管排炮。1952年生产了240门及几千发火箭弹，送到朝鲜前线，在上甘岭战役中发挥一定作用，受到好评。后来，他们还试制成功了与苏联“喀秋莎”火箭炮通用的132mm火箭弹（A5火箭弹）。724厂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我国火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简单介绍下102mm火箭的来历，1948 年 10 月，在钟林的主持下，华北兵工局在井陉矿山机械厂研制出 4 吋（101.6 毫米）野战火箭弹。1948 年 12 月， 为 解 决 4 吋（101.6 毫米）火箭弹药柱成型的设备瓶颈问题，根据全国兵工会议指示，火箭弹研制工作从井陉迁往沈阳，依托东北兵工局五二工厂接着来进行研制。改进火箭弹的同时，五二工厂技术股谢光选负责主持研制火箭发射装置。他结合工厂条件和加工能力，设计采用 6 根口径 101.6 毫米、长 2032 毫米的滑膛钢管，集束结合成定向器组，通过钢架焊接在双轮炮架，采用车辆牵引，电击发的火箭炮。

  1950 年初，五二工厂研制处 101.6 毫米（4 吋）火箭炮，射程 4000 米，定型为 M-501 型，型号数字代表定型时间。在上级下达研制任务中，4 吋（101.6 毫米）火箭弹系列分三种，A1 为破甲弹，A2 为破垒弹，A3 为杀伤榴弹。根据火箭弹的分类，火箭及其发射装置命名为 A3式火箭炮，即由 A3 式火箭弹和 M-501 型火箭炮组成的 A3 式 102 毫米火箭炮系统。A3 式火箭炮研制的任务，先期主要作为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岛的装备。

  1949 年 10 月，朱德总司令亲自在卢沟桥观看了试射演示，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要求工厂加紧投入生产，保障华东第三野战军弹药需求。中央还从西南兵工局调原兵工署火箭科的吕去病、徐兰如等人，加强沈阳五二工厂技术力量。

  1950 年 7月，经工厂火箭弹研制“七人小组”科研攻关，将原单孔大喷口推进、尾翼稳定的 A3 式火箭弹，创新改进为多孔倾斜底喷推进、轴向旋转稳定的 427 式火箭弹。弹药数字代号代表弹的药室长度。新弹解决了环境和温度变化导致弹道不稳和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不安全等问题，射程增加到 5000 米。发射装置在M-501 型基础上，改进了大架、运动体、方向和高低机以及点火装置等，推出了 M-505 型火箭炮。

  9 月25 日，427 式火箭弹虽首批验收交付部队，但 10 月份时，还在进行高低温试验。资料显示，1950年 8 月，总后勤部曾拟调拨回已配发给三野的 A3 式火箭炮。10 月 15 日，彭德怀在入朝前夕，亲自视察五二工厂，了解弹药生产情况，直接询问生产装备 1个营、1 个团、2 个团的火箭炮最快时间和钢材供应等问题。

  在抗美援朝期间，724厂为适应战争急需，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自行设计研制产品。同时，还测绘仿制日、美、苏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兵器。从1949年到1953年，研制过我国第一代反坦克火箭和炮兵火箭、60及82迫击炮榴弹和长弹，测绘仿制美式105榴弹、120迫击炮弹、苏122榴弹以及日本88式引信、高射引信等，共研制126种产品，其中24种产品用来生产，提供了4寸6管、12管排炮、单炮240门，60迫击炮弹、120迫击炮弹、90反坦克火箭弹、美式105弹头101.08万发，引信225.89万发，底火215.89万个，此外还生产了爆破筒11.21万根，枪弹4亿余发。

  与此同期，1951 年 5 月，西南第五十工厂参照外国实样研制成功 57 毫米无坐力炮，华北第三十三工厂设计制造成功 7 5 毫米无坐力炮和两种配用的破甲弹、榴弹，也投产发送朝鲜战场。从1951年 5 月至 7 月，即向志愿军拨付 57 无坐力炮弹21000枚。

  抗美援朝期间,在极端紧张的财政条件下,以中央为主导,对山西境内的国营 247 厂、145厂、743 厂、104 厂、342 厂、221 厂等军工公司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建扩建,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提供军事装备保障。位于太原地区的国营743厂,从 1950 年 10 月开始试制57毫米破甲弹,到 1951 年 5 月产品定型并转入批量生产阶段,与之配套生产的榴弹、破甲弹被大量生产并运往前线后,有力打击了敌军装甲部队的嚣张气焰。从 1951 年到 1953 年的三年内,57毫米破甲弹共生产44万余发。1952年,为逐步提升对敌军装甲部队的战斗力,位于山西省境内的三大军工企业国营743厂、763 厂和 753 厂共同开展研制了 75 毫米无坐力炮破甲弹。此新型弹种比 57 毫米破甲弹提升近九成 破 甲 威 力,经 三 大 军工厂协力合作,仅1953年就生产91319发75毫米破甲弹供志愿军战士使用。

  位于长治地区的国营342厂,由于技术力量、生产能力雄厚,在抗美援朝期间为志愿军生产了各类口径的迫击炮弹数百万发,这些炮弹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保障军事斗争所需。

  据统计，从 1950 年至 1954 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全国兵工生产部门开足马力，全力保障朝鲜前线作战需要，共生产各种火炮（含火箭筒）17500 多门（具）。其中 90 毫米火箭筒 8880 具，57毫米无坐力炮4312门，75毫米无坐力炮685门，82 毫米迫击炮2000门，92 式70毫米步兵炮400门，94式75毫米山炮239门，101.6毫米（4 英寸）火箭炮988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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