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应对：不可忽视的资源环境因素
“针对地震灾害，我们能那么快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是因为我们在地理、资源基础研究与区域研究方面有长期的积累。能对一些区域的自然条件、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城市状况等，有个基本的判断和估计。不只是对这次的震区，即使是在别的地方，相信我们也能为重大自然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起到非常大作用。有长期相关研究基础的单位，都可以或多或少发挥这样的作用。”
日前，在回顾抗震救灾工作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所长刘毅对《科学时报》记者作上述表示。
震后，地理资源所共报送咨询建议21份，其中20份被《中国科学院专报信息》采用，经中科院进一步上报后，17份被中办、国办刊物采用，4份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对于让人沉痛、难以面对的灾区死亡人数与重灾区耕地损毁情况等的预估，地理资源所都提供了基本准确的数据。
除提供咨询报告外，他们还热情参加有关部委和科研单位的抗震救灾工作，并积极组织专家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组织雷梅博士带领小分队自发、自费到震区参与防灾减灾工作，这是地理资源所深入灾区的队伍之一。
“可以肯定地说，地质灾害会导致很多的环境问题，但环境问题经常容易被忽略。”雷梅说。比如他们在汶川地震的核心地带龙门山镇调查时，发现龙门山镇铜矿尾砂库旁边有一条饮用水源的河流。地震导致尾砂库滑坡，雨水冲刷很容易使尾砂中的重金属进入河流中。他们很担心这会引发灾区的饮水安全，即去现场勘察测定，发现污染物扩散已接近这条河流。
虽然此时已是下班时间，他们还是迅速前去向彭州市长作了汇报。市长快速反应，第二天就根据他们的咨询建议作出了指示：第一，要求当地固定住污染物，不要向河流扩散；第二，这种高风险区，不要再安扎临时居民安置点。那时临时居民安置点很难选址，这种比较平坦的尾砂坝曾被选作临时安置点，尾砂中重金属会对灾区居民的健康带来极高风险。
“意见能及时发挥作用，我们很欣慰！事实上我们也明白，在此次地震灾区，其他矿区也有几率存在类似情况。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精力和经费有限，我们没办法去一一了解。”雷梅同时感叹。比如，他们在陕南当地考验查证时就发现，汉江集水区域分布有一些金属矿区，由于邻近四川地区，地震过程中尾砂坝发生了滑坡现象，汉江支流部分河段底泥中重金属含量明显升高。
刘毅认为，自然灾害在中国总的发生频率有相对的规律。中国环境类型多样，处在三大阶地、东亚季风气候区上，自然灾害易发生，世界上几乎所有重大自然灾害都会在中国出现。相比之下，欧洲风调雨顺，就没那么多自然灾害。
“现代社会灾害程度高，过去不认为是灾害的情况，现在都是灾害了。我们正常的生活水平提升，而且社会愈来愈强调以人为本，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为关注，这样，在中国这样的生存发展本底上，来自自然灾害的挑战就更为巨大。”刘毅表示。
基于此，地理资源所过去一直关注自然灾害，在震后，除了参与科技部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区域风险评估研究项目，以及中国科学院针对自然灾害的方向性项目群，地理资源所不同方面的队伍也在通过其他一些项目，进一步强化对防灾减灾方面问题的研究。
“汶川重建规划工作经验表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作为政府规划决策的依据，将对转变中国传统的规划编制方式、推进规划编制和决策的科学化有着重大意义。”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办公室秘书长、起草组组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
在震后应急过程中，很多科研院所包括科学家个人都主动做了很多工作来发挥自身价值。作为国家行为，唯一由国务院部署给中国科学院牵头的任务，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工作。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等五部委共同来配合这项工作。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重建指导意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是国家汶川地震重建规划中总体设计和所有专项规划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中科院决定由副院长丁仲礼任这项工作的领导小组组长，地理资源所为项目依托单位，并指定该所研究员樊杰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专家组组长、项目首席科学家。
“按当时国务院的要求，所有规划必须在3个月内公布完成，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作为所有规划的基础和依据，必须要赶在前面完成，加上需要内部协调论证的时间，这样倒推回来，要求我们在20天内提交评价初步成果。”樊杰介绍。
在国务院领导小组部署以后，5月30日中科院在地理资源所召开了7个所的紧急会议进行部署安排，6月1日工作正式启动。
在樊杰看来，当时面对的主要难点在于：第一，我们的祖国从来就没做过针对一个地震灾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过去在作其他规划时，实际上也缺乏这样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评价，没有可供借鉴的技术路线；第二，当时规划区范围，也就是所要评价的区域范围总在变化，这主要在于余震、调查深度以及各个地方灾情在变化，同时，国家政策和战略的调整也在变化；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科研工作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和材料实际上储备不足，同时工作要求又很具体，需要做到对乡镇一级的评价。
对樊杰来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还在于：突然有7个研究所共同合作，各所的资源储备是怎样的，哪个专家擅长做什么这个磨合过程也是一个难点。
当时为了有效促进与保障项目的运行，配备了4个所级领导作为专家组副组长来协助樊杰的工作，他们分别是：地理资源所副所长周成虎、中科院遥感所所长顾行发、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所长邓伟、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中心副主任张兵。
工作所需的很多资料在5个协作部委那里，等到开始搜集资料时，他们才体会到，尽管中央政府是要求特事特办，但真正要拿到一些数据时，在有些部门还是要求走一些必经程序。樊杰记得，搜集某领域的材料时，按该部委的程序走下来，需要两个星期时间，加快也得一星期时间，而他们总共才有20天的时间。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大家感觉非常辛苦。
项目组由中科院7个研究所120多名科研工作者组成，地理资源所提供了一间会议室作为项目专用办公室。大家的工作状态是，从早到晚，没日没夜，很多时候只能轮流眯一会儿。工作过程中，技术路线要一直完善和调整。特别是最后，要对所有资料做成果集成和作出规划评价图的时候，更为紧张。
“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不计报酬、任劳任怨，互相间的协助精神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让樊杰感动的还在于，他个人没有一点行政职衔，而四位所级领导，根本不去考虑行政职务高低，樊杰有什么需求，他们马上来安排实施。比如，他着急需要成都山地所几位熟悉情况的老专家过来配合工作，邓伟马上就组织了几位老先生飞到北京，帮他做必要的把关。在有些情况大家把握不准时，几位所领导还配合安排到灾区现场做必要的考察和一些真实的情况的调研，这些工作都是同时推进着。
樊杰清楚地记得，工作成果最后是在6月20日凌晨5点钟打印出来，“工作过程基本上没有一个时间断点”。
这是比较集中的20天的工作，之后，由于规划范围又有所变化，国家又提出一些新的要求，他们的工作也随之有调整，工作真正完成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但这20天时间所获得的成果，已经给国家规划作出了重要的支撑，国家主要规划都采纳了评价结果。
灾区各县、乡、镇未来的建设程度如何？是原地建还是异地建？是集中建还是分散建？要不要国家补贴？补贴到什么标准等等，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这一个项目的标准评价。他们的工作能获得灾区省、县、乡镇的认可，认为这个定位、评价是合理的，是说得过去的，也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大难题。
国务院当时把他们的成果印成一本专题图集，国务院领导人手一册。在国务院批准的汶川重建总体设计中，也以脚注形式标注“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承载力报告”。此前，把科学依据作为脚注标注在国家规划中的情况是没有过的。由于这项工作，实际上提升了规划的科学性。这次国家规划还被译成英文版在全球公布，让世人来了解规划的科学内容。
樊杰介绍，中科院后来针对自然灾害的方向性项目群中，特别有一个项目，目标就是准备对这类特殊规划的相关理论、办法来进行研究。比如，面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这类特殊规划该怎么去做，怎么给出技术路线和作业规程等，以便为将来的工作作好基础支撑。
